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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許廣平、郁達夫、巴金等親友眼里,魯迅有三種精神平凡而偉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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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10-22  白乙笑談館

德國詩人海涅生前四面受敵,認為自己更像是一名忠實的士兵,曾說:“我死時,棺中放一劍,勿放筆。”而同樣多“怨敵”的魯迅,也是一名戰士,將雜文當“匕首”和“投槍”,他在雜文《死》中說:“我的怨敵可謂多矣,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,怎么回答呢?我想了一想,決定的是:讓他們怨恨去,我也一個都不寬恕。”魯迅和海涅一樣,都是至死亦要戰斗的戰士。所以,魯迅最主要的精神,就是堅韌不拔、至死不息的戰斗精神。

當然,除了世人所熟知的戰斗精神,魯迅還有許多其他可貴的精神,在親友眼里主要有如下三種:

一,艱苦樸素的精神

魯迅的樸素和吃苦精神是出名的,從她的愛人許廣平和他的友人們對他的回憶文章中就可見一斑。譬如,經常向魯迅先生催稿的孫伏園在《憶魯迅先生》一文中說——

“魯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簡單,衣食住幾乎全是學生時代的生活。他雖然作官十幾年,教書十幾年,對于一般人往往無法避免的無聊娛樂,他從未沾染絲毫。他平常只穿舊布衣,像一個普通大學生。西服的褲子總是單的,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,魯迅先生也永遠穿著這樣的單褲。一天周老太太說,魯迅先生的褲子是30年前留學時代的,已經補過多少回,她實在看不過去了,于是做了一條棉褲,等魯迅先生上衙門時,偷偷放在他的床上,希望他不留神能換上,但萬不料竟被魯迅扔出來了。”

當孫伏園按老太太的意思想勸一下魯迅先生時,魯迅卻這么回答他:“一個獨身的生活,決不能常往安逸方面著想的。豈但我不穿棉褲而已,你看我的棉被,也是多少年沒有換的老棉花,我不愿意換。你再看我的鋪板,我從來不愿意換藤繃或棕繃,我也從來不愿意換厚褥子。生活太安逸了,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。

作為與魯迅朝夕相處的愛人,許廣平對魯迅的艱苦樸素無疑感受最深,在《魯迅先生的日常生活——起居習慣及飲食嗜好等》一文中,她的描述讓人落淚——

“他對于衣服極不講究,也許是一種反感使然。據他自己說,小的時候,家人叫他穿新衣,又怕新衣弄污,必時常監視警告,于是坐立都不自由了,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。因此他寧可穿得壞些,布制的更好。方便的時候,臂如吃完點心糖果之類,他手邊如果沒有揩布,也可以很隨便地往身上一措。初到上海的時候,穿久了的藍布夾襖破了我買到藍色的毛葛換做一件,做好之后,他無論如何不肯穿上身,說是滑溜溜不舒服的。沒有法子,這件衣服轉贈別人,從此不敢做這一類質地的衣料。直到他最后的一年,身體瘦弱得很,經不起重壓,特做一件絲綿的棕色,湖終長袍,但是穿不到幾次,就變成臨終穿在身上的尸衣,這恐怕是成人以后最講究的一件了。

二,愛打抱不平,樂于助人的精神

魯迅先生的愛打抱不平,最突出的表現,應是在“八一三”慘案之前,章士釗做教育部長,使劉百昭去用了老媽子軍以暴力解散女師大的時候。他和景宋女士(即許廣平)也是在那時相識。其時魯迅是教育部僉事兼任女師大的講師,而教育部長是章士釗。當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師大時,魯迅和許季、沈兼士、馬幼漁等就為女師大打抱不平,一道起來反對,于是乎魯迅被章士釗撤職。郁達夫在《回憶魯迅先生》中記錄了這段歷史——

“他一面向行政院控訴章士釗,提起行政訴訟,一面就在《語絲》上攻擊《現代評論》的為虎作倀,尤以對陳源(伯通)教授為最烈。……魯迅因而攻擊紳士態度,攻擊《現代評論》的受賄賂,這時候的他的雜文,怕是他一生之中,最含熱意的妙筆,在這個壓迫和反抗,正義和暴力的爭斗之中,他與許女士便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機會。在這前后,我和他見面的次數并不多,因為我已經離開了北平,上武昌師范大學文科去教書了,可是這一年(民十三?)暑假回北京,看見他的時候,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釗的狀子,而女師大為校長楊蔭榆的問題,也正是鬧得最厲害的期間。當他告訴我完了這事情的經過之后,他仍舊不改他的幽默態度說:‘人家說我在打落水狗,但我卻以為在打槍傷老虎,在扮演周處或武松。’”

至于魯迅的樂于助人,主要體現在對后進青年無微不至的提拔上。郁達夫亦在《回憶魯迅先生》一文中這樣描述:“《語絲》發刊以后,有些新人的稿子,差不多都是魯迅推薦的。他對于高長虹他們的一集團,對于沉鐘社的幾位,對于未名社的諸子,都一例地在為說項。就是對于沈從文氏,雖則已有人在孫伏園去后的《晨報副刊》上在替吹噓了,他也時時提到,唯恐諸編輯的埋沒了他。還有當時在北大念書的王品青氏,也是他所屬望的青年之一。”

對于魯迅無私助人的品格,倍受感染和觸動的巴金曾這樣感慨:“魯迅先生的確是一個偉大的人。我每次看見他,我就不住在心里說這樣的話。他從來不對人說教,不板起臉教訓人,他只是關心人,他愿意拿出自已的一切來幫助人,使人進步,使人向上,便人變好。站在他面前,你覺得你接觸到一個光輝的人格,他的光芒照透了你的心,你的一切個人的打算都消失了。”

三,埋頭苦干,甘為孺子牛的精神

魯迅說:“自古以來,我們就有埋頭苦干的人,有拼命硬干的人,有為人民請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這就是中國人的脊梁!” 這其實也是他自己的寫照,尤其他那種“埋頭苦干”、“拼命硬干”的精神最是讓人動容。

巴金在《魯迅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》中說:“先生做工作,事無大小,一樣地嚴肅對待,不論寫文章譯書,他選擇一個字,都不肯馬虎。他編印一本書,批格式,看校樣,設計封面,也都常仔細。書印好后分送朋友,連包扎也要自己動手,而且一點也不茍且。”

魯迅做事井然有序,其認真、苦干的精神曾給郁達夫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,郁達夫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——

“魯迅不僅是一個只會舞文弄墨的空頭文學家,對于實務,他原是也具有實際干材的。說到了實務我又不得不想起我們合編的那一個雜志《奔流》一名義上則是我和他合編的刊物,但關于校對,集稿,算發稿費等項碎的事務,完全是魯迅一個人效的勞。他的做事務的精神,也可以從他的整理書齋,和校閱原稿等小事件上看得出來。一般和我們在同時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認識的中間,大抵十個有九個都是把書齋弄得亂雜無章的。而魯迅的書齋,卻在無論什么時候,都整理得必清必楚。他的校對的稿子,以及他自己的文稿,涂改當然是不免但總繕寫得非常的清楚。”

為實現理想,要做的事很多,魯迅除了自己埋頭苦干,也一直在尋找志同道合的戰友,他希望能找到100個像他自己一樣的人。許廣平在回憶錄里這樣說——

“孔子的‘棲棲遑遑’,是為的周游列國,想做官,來達到他改革社會的理想。而魯迅也終日‘棲棲遑遑‘地‘席不暇暖’,卻為的是人手少,要急著做的事情正多,他以一當百還嫌不夠,時常說:‘中國多幾個像我一樣的傻子就好了。’‘有一百個,中國不是這樣了。’所以一面自己加緊工作,一面尋求精神的戰土。”

為尋求到“精神的戰士”,魯迅毫不吝嗇自己寶貴的時間接待上門求教的青年,因而他的時間需要“擠”才夠用,所犧牲的就是自己睡眠的時間,他日后的健康受到影響,應也與睡眠不夠有關。照顧他生活起居的許廣平可謂是體會最深,她以感人的筆觸,在回憶錄這樣寫道——

“有些青年是那么熱切地登門求教。在北京,我所見到他的寓所,是時常川流不息地一批去了又來一批,甚至錯過吃飯的時間來陪客的。自然這其中也許有些不過是來聽聽他的幽默談話,博得輕松的一笑而去。這當然對于他是一種損害,但更不乏至誠至正地來求教。他絕不忍為了寶愛自己的光陰而拒卻過。有時談興正濃,他反而會留你多坐一會。誠摯而又沉潛,久之意氣相投,和他共鳴的精神戰士,以他做軸心,而放散到四面八方的不知凡幾。”

“因為工作繁忙和來客的不限制,魯迅生活是起居無時的。大概在北京時平均每天到夜里10~12時始客散。之后,如果沒有什么急待準備的工作,稍稍休息,看看書,2時左右就入睡了。他并不以睡眠而以工作做主體,譬如倦了,倒在床上睡兩三小時,衣裳不脫,甚至蓋被不用。就這樣像兵士伏在戰壕體息一下一樣,又像北京話的‘打一個盹’,翻個身醒了,抽一枝煙,起來泡杯濃清茶,有糖果點心呢,也許多少吃些,又寫作了。《野草》大部分是在這個時候產生出來的。

“有時寫興正濃,放不下筆,直至東方發白,是常有的事。在《彷徨》中的《傷逝》,他是一口氣寫成功的。勸他休息,他就說:“寫小說是不能夠休息的,過了一夜,那個創造的人脾氣也許會兩樣,寫出來就不像預料的一樣,甚至會相反的了。”又說:“寫文章的人,生活是無法調整的,我真佩服外國作家的定出時間來,到時候了,立刻停筆做別的事,我卻沒有這本領。”

魯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,仍然在工作,許廣平在《最后的一天》中說:“直至17日的上午,他還續寫《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》(以前有《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一文,似尚未發表。)一文的中段。(他沒有料到這是最后的工作,他原稿壓在桌子上,預備稍緩再執筆。)”

魯迅的一生,是可敬的,偉大的,他的精神,就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的“民族魂”。但并不在乎這些名頭的魯迅卻這樣《自嘲》——

“運交華蓋欲何求,未敢翻身已碰頭。

破帽遮顏過鬧市,漏船載酒泛中流。

橫眉冷對千夫指,俯首甘為孺子牛。

躲進小樓成一統,管他冬夏與春秋。”

這《自嘲》,哪怕放在現在,仍沒有過時,竟還能讓現代人產生共鳴。但在共鳴之余,也唯有黯然嘆息,更加緬懷魯迅先生的那些可貴的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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